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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:一道昆明历史天空永远绚丽的彩虹
苏石

西南联大校址大门
  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人们就会肃然起敬。
  因为这所大学,是抗战期间全国规模最大、成就显著的高等学府;因为这所大学,是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,其影响至今仍在海内外回荡的大学。所以,西南联大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美好的声誉。所以,冯友兰撰写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言:“联合大学之始终,岂非一代之盛事,旷百世而难遇者哉!”国外有学者则说:“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……联大的传统,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”。所以,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·依色雷尔说:“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,在最艰苦的条件下,保存了最完美的教育方式,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,最值得人们研究。”
  西南联大有如此之高的声誉,也使西南联大对人们说来成为一个有无数谜团包围着的大学。
  翻开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云南师范大学编,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六卷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,我们从中惊讶地发现,对西南联大,我们确实还未曾了解有关她的不少史事、我们确实还未曾解开关于她的不少秘密。
        一 联大奇迹
  西南联大1938年4月至1946年7月在昆期间,创造了诸多的奇迹。
  ———抗战中,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组成的联合大学,除西南联大外,都是联而不合,不欢而散。只有西南联大,才真正做到既联又合,而且同仁们都认为满意。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奇迹。这一奇迹的出现,与西南联大三校校长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的通力合作有关,与三校教师的通力合作有关,与云南军政当局的庇护有关,而其中的关键,则在于梅贻琦的举措,是形成联大精神和辉煌成就的关键。
  ———据1939年统计,联大有177名教授(包括少数副教授),占全校教职工的22.3%。教授所占的比例,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高(该校占22%)。据统计,联大170多名教授(含副教授)中,97人留美、38人留学欧洲大陆国家、18人留英、3人留日、3名常委2人留美、5名院长均为留美博士、26个系主任除中文系主任外有25位为留学归来的教授。联大教授阵容之强,在古今中外大学中,堪称绝无仅有。

学生在阅览室内勤奋学习

西南联大“民主墙”
  ———联大是科学的摇蓝。联大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,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。联大三校的教员们继承了三校的学术传统,对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,没有丝毫懈怠。各位教员研究所得,除在三校的学术刊物上刊发外,要么在本校公开演讲,要么将稿件寄给中外杂志刊登。由于昆明纸价昂贵,加上印刷困难,联大教师的研究成果很难出版。在联大,冯友兰完成了《新理学》等具有重要影响的“贞元六书”,形成了“新理学”的哲学体系;金岳霖写出了《认道》和《知识论》两书;闻一多写出很有学术价值的《神话与诗》等著作;陈寅恪写出了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和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;华罗庚完成了巨著《堆垒素数论》,赵九章写出了我国最早的《动力气象学》讲义;陈省身对微分几何中高斯—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朴学方面取得成果。
  八年多里,根据《联大统计表》所载:“以西南联大结束时为限,全校一共毕业学生2522人(休学、参军者不计在内),其中师范本科毕业生179人”在联大受过教育的有8000多人。在联大的学子之中,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教授、专家、学者,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据统计,原自然科学的473名学部委员中,联大校友达118人,占总人数24.94%。他们是王竹溪、王湘浩、邓稼先、朱光亚、华罗庚、江泽涵、周培元、钱伟长、叶企孙、吴有训、朱亚杰、杨石先、唐敖庆、王世真、吴征镒、马查垣、王仁、马大猷、王补宜、刘仙洲等。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建立时,共有学部委员62人,其中联大师生有王力、向达、吴晗、金岳霖、陈寅恪、汤用彤、冯友兰、冯至、罗常培等9人,占14.5%。民国时期,国立中央研究院有81名院士,其中联大有26人,占32.1%。
  ———联大是一块沃土。据不完全统计,联大校友解放后曾任和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宋平、王汉斌、费孝通、彭佩云、朱光亚、孙孚凌、何东昌、林宗棠等。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,有联大校友冯至、任继愈、吴仲华、朱德熙、王汉斌、马识途、吴征镒、刘东升、涂光炽、周天行、谭庆麟、朱德祥、杨绍鸣、刘极常、杨凤、陈良璧等16人,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,有联大校友周培源、韩咏华、马大猷、贺麟、江泽涵、申泮文、袁永熙、郝诒纯、李希泌、佘世光、王天眷、黄敞、江子励、谢光道、戴传曾、王传纶、陶鼎来、李振麟、李孝芳、池际尚、袁宗虞、孔令仁、李毓华、王宪钊、司徒愈旺、励承豪、关士聪、谷苞、滕茂桐等29人。
  还有一大批联大校友虽不是学部委员,但在我国的各个领域中享有盛名。如文学家马识途、作家汪曾祺、语言学家朱德熙、哲学家汪子嵩,经济学家刘国光等。
  ———联大还为世界造就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,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联大教授任之恭定居美国后,在微波光谱学等方面成果显著;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的联大教授吴大猷,在分子结构,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成果丰硕;联大教授陈省身在美成为了美国数学界的泰斗,联大学生林家翅是美国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应用数学会会长。最令人骄傲的是,联大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,于1956年一起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,荣获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,为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。
  ———联大是“民主堡垒”。国难当头,救国为先。联大师生发扬“爱国、民主、科学”的精神,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,在抗日战争中从抗日救亡到反对内战,掀起了踊跃从军抗日、爱国救亡、反内战争民主等民主运动的高潮。更为重要的是,联大的爱国师生顺应时代要求,先后发起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:1938年“九·一八”七周年时,与兄弟院校结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,1939年1月联大千名学生发表讨汪通电,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;1939年7月,联大师生积极参加“献金画展”和其它宣传活动;1942年1月6日,联大师生掀起“倒孔”运动等,使西南联大、使昆明形成为“民主堡垒”,昆明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和抗日大后方凝聚爱国力量的中心。在以后的斗争中,联大师生始终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斗争的最前列;1945年12月1日,在昆明发生的骇人听闻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中,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和李鲁连牺牲,联大等昆明44所大中学校的师生们举行罢课,发起了声势浩大的“一二·一”运动;1946年7月15日,为了争取民主,反对独裁和黑暗,西南联大教授,著名诗人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,“李闻惨案”成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大暴露,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界的强烈抗议。   
       
            二 联大奇事
  西南联大是一所奇特的学校,西南联大有许许多多奇特的事值得人们记忆。
 一路跋涉到云南 1937年7月7日,日军大举进攻卢沟桥,抗日战争爆发。抗日战争一开始,日军凭据强劲的攻势,7月28日攻占北京、11月11日攻占天津。为保持中华教育的国脉,奉教育部命令,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、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,组成长沙临时大学,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,11月1日上课,长沙临时大学共设4个学院17个学系,共有教员148人,学生1452人。理、法商、工三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,文学院在南岳圣经学校上课。
 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、12月13日南京沦陷、武汉震动,长沙成为后防重镇,小东门车站被炸,学校不能安稳上课,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徒。
 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时,女生体格不合格或不愿步行者,由长沙经粤汉线南下至广州、转香港、海防,通过滇越铁路来到昆明;其余约200余人组织成湘黔滇旅行团,徒步来昆。
  师生步行“长征”来昆,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大壮举。
  旅行团采取军事管理,由黄子坚先生负责领导,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,分2个大队3个中队。同行教师有闻一多,许骏斋、李嘉言、李继侗、袁希渊、王钟山、曾昭抡、毛应斗、郭海峰、黄子坚、吴征镒共11人,组成辅导团。
  艰难办学 1938年4月2日,教育部发出《关于长江临时大学改变校名的电文》全文如下:
  国立长江临时大学: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。合电令遵照。关防另行颁发。教育部汉冬。
  1938年5月4日,西南联大正式上课,开始了在昆明的艰苦岁月。
  1939年夏,新校舍(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址)落成,理、文、法商三学院迁入,按三校之旧恢复各科研究所。新校舍位于大西门外,负山附廓,无隔市廛,地即清静,是个读书的好地方。
  1940年,奉教育部命于四川叙永筹设分校,让一年级学生在分校上课,以防万一。是年10月13日、11月30日、次年3月20日、8月14日、8月29日,联大师院、南北两院等均被日机多次轰炸。
  1941年夏,昆明局势稍稍稳定,叙永分校结束,学生迁回昆明。8月,被称为“飞虎队”的美籍志愿空军总队进驻昆明,并于12月30日首次与日机交战,逐步夺回了昆明的制空权,空袭减少,师生们才大大舒了一口气。1942年,学生人数稍有增加,校舍更加紧张,经费无着。
  1945年8月日本投降,抗日战争取得胜利。三校奉命于1946年暑假后在北平、天津复校,1600余人分别转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继续学习。

校舍遭日军轰炸
联大师范学院仍留昆明、改称昆明师范学院(现改称云南师范大学)。 1946年5月4日,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。7月31日,梅贻琦在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:“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”。
  院系设置 联大的行政组织分为教务、训导、总务三个处。教务处分设注册组及图书馆(兼理讲义印刷事宜),训导处分设生活指导、军事管理、体育卫生三组,总务处分设文书、事务、出纳三级。
  联大设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工、师范共5个学院26个学系。
  学生生活联大每年毕业学生甚少,致使毕业生年年供不应求,尤以理工两院毕业生最为抢手。联大各系和各所还招收了研究生,其研究生中有杨振宁等人。而联大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云南的李埏、施子愉、方龄贵等,都成了大名鼎鼎的学者。
  联大的师生大多数来自战区,国破家亡,经济来源十分困难,十分之七八的学生只好依靠贷金及补助金维持生活。经济来源完全断绝者,则只有靠课余从事工作获得报酬来维持生计。联大兼差的学生,占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。兼差的学生进入各个阶层,最普遍的是担任中学教员和家庭教师,其它则有到报馆当外勤、作电灯匠、当秘书、作邮务员等,连昆明鸣午炮夜炮之事也被联大学生包了下来。
  学生社团主要有学生自治会、三民主义青年团、各系学生会、各级级会,以及各种临时组织的学术讨论会。这些组织邀请学者名流作公开演讲、举办平民夜校、开展兵役宣传防空宣传等。更引人注目的是,师生们编演的戏剧《祖国》、《原野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以及云南方言街头戏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,在募捐时劳军时上演数次,颇受人们欢迎。
  在劳动方面,学生们清除校园中的荆棘杂草,开挖为地,种上蔬菜,以佐餐食。虽有公米可购,但食堂买不起柴菜肉食,致使不少学生营养不良。
  为云南培养师资 西南联大在昆明,得到云南地方的大力支持,与云南地方之间建立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。投之以李报之以桃。联大对云南人民的深情厚谊,从多方面给予了报答。1938年,联大1950名学生之中,江苏籍学生最多达243名,西康和青海两省籍的学生则各省只有1名,而云南籍的学生达97人,仅少于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河北籍的学生数。更有甚者,联大于1938年8月4日按教育部令增设的师范学院,于同年12月12日起开始上课。经协商,师院担负起为云南培养和训练师资的协议,并在招生中对云南学生给予照顾,适当扩大了云南学生的招生名额。1940年前,滇籍学生仅占10%。至1940年7月,联大师院有本科生363人,其中云南籍学生就达116人,占32%,居20个省市籍学生数之首。同时,联大还不失时机地举办各种进修班、讲习班、专题培训班,请联大知名教授冯友兰、王力、雷宗海、郑天挺等授课,对云南师资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至1945年,师院中滇籍学生增至44%,学生来自云南63个县,遍及三迤。
  “民主墙”在西南联大,以中共地下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,同以国民党、三青团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,在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上一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反动派组织社团,出版《微言》、《大学论坛》等壁报,发表破坏团结抗日,进攻进步力量的言论。联大进步师生组织“冬青社”、“新诗社”、“文艺社”、“高声唱”合唱团等社团,出版《群声》、《冬青》等壁报,把联大新校舍大门两侧的墙壁开辟为“民主墙”,展开论辩。经过1938年至1941年春的反复较量,进步力量终于赢得了绝大多数师生的支持。
               三 联大奇人
  西南联大的神奇,关键在于西南联大是由一批神奇的教授和神奇的学生组成的。

学校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左
三为蒋梦麟、中为黄师岳、右三为梅贻琦
  校长其人 联大的校长是谁?这是许多人确实想知道的。但是,联大组成常委会,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。这校长到底是谁呢?其实,在联大存在的8年里,由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时兼国民参政会主席,常驻重庆;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则穿梭于重庆昆明间;故校常委会主席一职,基本上一直由梅贻琦担任,梅贻琦也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校长。
  西南联大办学办得火火红红,与梅贻琦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密切相关的。
梅贻琦早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,就独树一帜,倡导自己的办学思想。而联大的办学指导思想,我们可以从他的《大学一解》窥见。
  梅贻琦有一句著名的名言是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。他所著的《大学一解》,与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高校实行的“专才教育”是不同的。是书就主张:“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”。认为大学四年要做到“通专并重”是不易实现的,“专”是毕业以后再努力从事的工作。联大的“通才教育”以“学分制”为主体,配以“选修课制”、“共同必修课制”的教学管理体制,使联大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,为联大学生英才辈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  联大的教授们 以1945年4月的工资计,教员中薪金最高为58443元,最低为28760元;职员最高薪金为53036元,最低23343元,但由于昆明物价飞涨,教职员一般入不敷出,负债度日者甚多。
  有谁想到,潘光旦教授的《人才论》、《中国社会思想史》这两门新课,是在昆明西郊大河埂农民的牛厩楼上研究准备出来的,朱自清的《宋诗抄略讲义》、《文学批评》讲稿,是在昆明北郊司家营桂家祠堂小楼上写出来的。又有谁想到,昆明物价狂涨,联大执行校长梅贻琦的夫人,也不得不邀约一帮教授夫人做“定胜糕”,送到冠生园代售;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夫人,在小学校门口支起油锅卖麻花……联大的教授和家人,在昆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
  闻一多教授为生活所迫,除在昆华中学兼专任教员,以便每月可得一公石平价米外,还要挂起招牌,为他人刻图章才能维持生计,以致于他自己都说“三分之二收入,端赖此(刻图章)道”。闻一多还立下心愿,抗战一日不胜利,他就一天不刮胡子,成了有名的“美髯公”。
  青年教授华罗庚,1938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到联大执教,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“一灯如豆”、“危楼欲倒”的生活。
  193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的化学家黄子卿教授,回到联大过起“又典征裘又典书”的清贫日子。
  昆明物价太高,生活无法维持,朱自清教授只好把妻子儿女送回成都,自己却从1941年起就两三年无钱回家,直到1944年暑假,在朋友们的劝说下,咬咬牙卖掉珍藏多年的碑贴,筹措了一笔路费,才回成都与家人团聚。
  沈从文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,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但出给学生们的作文题却十分具体。有一次,他给汪曾祺所在班的上一年级出的题目是《我们的小院有什么》、下一年级出的题目为《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》。结果,有几位学生写成的散文,居然还发表了。
  既是先生,又是作家的联大教授们,则拿起手中的笔,写出了大量美文,屡屡见诸昆明报端,给战时昆明的文化撒下了一路辉煌。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有: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孙毓棠的《十四行三首》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的《蒙自杂记》、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沈从文的《云南看云》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卞之琳的《血说了话———悼死难同学》等,给云南文坛吹进了清新的风。

旅行途中在树下休息左席地者为闻一多

1938年2月14日成立湘黔滇旅行团
指导委员会成员

               四 联大奇闻
  跑警报 1939年、1940年,联大的师生们和其它昆明人一样,三天两头就要跑警报,有时候一天要跑两次。敌机一来,预行警报、空袭警报之后,紧急警报一响,联大师生就沿学校旁的古驿道跑进山上树林中壕沟里,躲藏好后,有的带上两本书仔细阅读、有的干脆约上几人打起牌来。汪曾祺先生于《跑警报》一文中,例举了联大师生跑警报跑出的不少趣事:其一是跑警报为谈恋爱创造了机会。学生中不少人是男女相约成双成对地跑,许多人还真的跑出了真感情,也有人跑来跑去给跑散了,故而有人在防空洞上曾写有一联:“人生几何,恋爱三角”。其二是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,每次跑警报都提了一个很小的手提箱,不少人以为这其中肯定是装了什么金银财宝,其实,箱内装的他视为比金银财宝还重要的东西———他的女朋友写给他的———情书。
  “八宝饭” 联大学生住的是土墙茅茨或土墙铁皮房,听课坐的是“火腿椅”,生活是十分艰苦。联大学生大多只一袭青衫或一套卡其布服。少数同学有一件破旧的西装,就是惹人注目的华服,以至同学进城时就总是找他们借上穿上。但师生们苦中作乐,于几个颇为流行的词语上可见一斑:学生们吃的是掺带了谷子、稗子、砂子的糙米饭和清水煮白菜这类无盐无肉的菜,学生们就幽默地称所吃的饭为“八宝饭”;鞋底通了,同学们就称之为“脚踏实地;鞋的前后都有了破洞,同学们就称之为“空前绝后”。好在是在昆明,联大贫穷的学生们还可以省一点开支———昆明天气温暖,大家都不穿袜子,也很少穿棉衣,着实省了一笔钱。
  几个教授同时开设一门课 联大在教学之中,充分体现出学术自由来。其最让人有印象者,莫过于同一门课程,有几个教师同时开设。而各位教授讲授的内容、观点、方法,却各不相同,学生们想听谁的就听谁的,使学生们受到了不同学术风格的熏陶。如《中国通史》一课,雷海宗、吴晗都在讲授,雷按编年史的方法讲授,讲课时只带几条粉笔,滔滔不绝地讲述;吴则按政治、经济等分类的方法,从秦始皇到清末2000多年贯串起来,再从横的方面分出专题来讲述。中文系的《庄子》课,刘文典、闻一多都在开设;《楚辞》一课,闻一多、罗庸、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。一门《哲学概论》,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。一门《统计学》,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。
  图书馆前排长龙 联大学生在昆明,连吃饭都成问题,就更不敢奢望买好书了,再者珍贵的图书在昆明也无法买到。学生读书,便只好救助于学校的图书馆。联大图书馆原有中文书33910册、西文13478册,因无钱购书,每年只能新增图书约500册。但图书馆前,一大清早便有学生排起长龙,到开门后进去抢占座位。后来的学生,没了坐处,只好面壁而读。图书馆挤不下了,有的学生就一人或三五好友来到茶馆,叫一杯茶,外带葵花子或花生米,带上讲义笔记和各自的灵感,一边读书一边讨论,常常是茶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还不忍离去。
  “十二除二” 一位四年级学生选修了十二个学分,考试时却有六个学分不及格,按联大规定要令其退学。这位同学去找到梅贻琦常委,想请他通融一下。梅氏却只对他说了一句话:“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一除”。就这样,这位同学被联大除掉了。
  三绝碑 1946年5月4日,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,到校园后山(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)举行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揭幕式。这块碑由当时著名的大手笔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、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、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。纪念碑碑文1100余字,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,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,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,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,充分抒发了对“我国家”未来“旷世伟业”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,气势宏伟,让人一诵难忘,被称之为“三绝碑”。
  校训校歌 联大校歌的出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。联大成立后不久,教育部正命令各校呈报“校歌校训”,并于1938年10月3日再次训令催促,“限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校歌校训呈报”。10月6日,联大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“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”,聘请冯友兰为主席,朱自清、罗常培、罗庸、闻一多为委员。不久,罗庸写出一词谱上曲提交讨论,歌词被接受了。一月限期过去,委员会只好转而先将校中“刚健笃实”于11月24日奉上。26日,常委会确定以“刚毅坚卓”四字为校训,并于12月2日向全校公布。这是综合原北大校训“博学审问,慎思明辨”;清华校训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。”;南大校训“公能”而成的新校训。在这前后,冯友兰又写下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。词有二,曲谱经过类似“征谱”的活动,沈有鼎、马约翰等都为二词各谱一曲,朱自清所请的张清常也为二词谱了曲。经反复比较,1939年6月30日,校歌委员会决定采用罗庸词、张清常所谱曲的《满江红》作校歌。7月11日,联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首校歌。19日备文向教授部呈报。令人吃惊的是,12月2日,教育部来了一个训令:“该校校歌之曲谱系西洋成曲,似未能表现校歌特具之精神,令即另行作曲配词……”。联大对之不加理踩,校歌于是流传开来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

 
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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